正是在托尼·布莱尔的著名口号“教育、教育、再教育”的激励下，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瑞安撰写了《自由的忧虑与自由的教育：教育究竟是为什么？它为什么重要？》。这是他在美国第一次出版的一本英文书，而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也教过几年哲学。如此有利的地位使他得以从大西洋两岸的不同角度更仔细地考察教育。人们会期待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他也确实做到这一点。
布莱尔的口号令人振奋。因为人们知道，我们的子女所受教育的质量至关重要，在公共政策中应该给予优先考虑。然而，至于到底需要做些什么，却远远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瑞安的论证是，关于教育和社会的上述忧虑和不确定性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一百多年的老话题。教育应该是一般性的，还是专门化的？而且青年人应该从什么阶段开始专门化？艺术、人文和科学之间应该如何平衡？教育制度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实施英才教育？应该为什么人、在什么阶段提供职业教育？
瑞安通过自己的自由信念，通过影响他的那些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著作，分别考察了人们关心的与教育有关的上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除美国人杜威外，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主要是英国人，尤其是穆勒、阿诺德和罗素。
对于瑞安来说，书名上的“自由的教育”具有几种含义。一种意思是指一种维系自由民主社会的教育。但是另一种更广泛的意思是指为学习而学习，而不是为工作世界做准备而学习。他论证说，进入我们的文化遗产应该使人开阔头脑，提炼趣味，从而变得文明。瑞安认为英国教育政策令人憎恶，他讨厌被他称为“通过严格管理提高水平”的做法。如此严厉的批评当然引起我们注意，但是既然提高教育水平是如今普遍分享的承诺，那么对教育水平就应该加上一些不同的说明。拒绝为如何变化提供详细建议，很可能得不到人们的认真对待。瑞安的判断似乎是：所有内城教育都是灾难。更准确地说，这样一些学校对学生很好，然而任务却是使广大学生达到优秀生的水平。他正确地说，内城教育的问题是在社区内，而不是仅仅在学校里，但是他忽视了两条使这个前提成为补救行为基础的提案。他论证说，留心和礼貌的习惯，就像识字和数数一样，应该是教育的先决条件，但是他未能说明这样一种明智判断的涵义。瑞安说，自由的教育认真对待思想品德表现，但是他没有把这与“思想品德教育”联系起来，而布伦凯特则想使这种教育成为一门全民教育课程。
这本书长于与教育相关的思想史，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也是倒退。瑞安相信，在某些方面，教育水平下降了，他使人们感到中学和中学教师今不如昔。但是在这里，那些想恢复淘汰制和每个城镇拥有一所中学的人将不会感到舒服，因为瑞安知道，自由民主的前进道路并不在于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迎合少数人的教育需要。可喜的是，作为世界知名的杜威专家，他对待杜威的复杂态度既不取悦那些歪曲地视杜威为儿童中心教育论大师的人，也不取悦那些错误地把杜威描绘为破坏了教育水平的循序渐进教育论设计师的人。这些阵营相互叫阵和攻击已经太久了，而且毫无意义。瑞安博士把杜威和其他思想家不是当作权威，而是作为进行争论的朋友看待，而且他帮助开明的读者也这样做。
瑞安在这本书中没有谈到未来二、三十年的教育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大变化。现代知识经济将强迫大多数工作者更新技术，甚至几年换一次工作。在过去的100年里，教育改革的目标一直是确保更多人接受更长时间的正规教育，但是几乎所有这些教育都是在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前进行的。正像瑞安非常在行地指出的那样，这里的主要问题一直是如何为这种不断发展的教育，尤其是在大学层次上，提供资金，因为在大学的层次上，目的和价值问题一直服从于费用问题。
在知识经济中，培训将在我们的工作生涯中持续不断，将成为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的混合物，这样的教育提供可变换的智力和社会知识，特别是提供在一个充满信息的世界中确定和评价知识的能力。此外，人们将会得到新式培训。采用新的培训方式，费用更低，而且比传统教育机制的正规课程更容易适合个人需要。这里，新的信息和交际技术无疑会至关重要，但是对此本书丝毫未说。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国民过去遇到的困境和艰难选择，有一些还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并将引起新的忧虑。如果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改进，那么就必须理解所有这些困境和艰难选择。这项理性工作要靠其他人来做，但是瑞安为这项工作已经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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